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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次政治运动
浏览次数:5098     作者: 黄立伟

 

1.镇压反革命

195012月,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。翌年春,县委按照上级部署,在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和发动群众的同时,认真执行有关政策,对证据确凿、罪大恶极、怙恶不悛的土匪、特务、恶霸、反动党团骨干分子、反动会道门头子进行了坚决镇压。此期间,呼玛处决了死心踏地为日寇效劳的日伪警佐、特务丛永顺,诬害百姓、罪恶累累的日特姜焕章、翟玉文,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日特贾炳恒、孙元吉,为虎作伥、残害群众的特务孔祥贵,杀害人民解放军、活埋群众的恶霸分子刘德发、刘德才,勾结土匪策划攻打解放军的日本特务张学文、陈振海、刘成立等。为体现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,对那些没有血债、民愤一般、对国家利益的损害尚未达到严重程度者,采取了判刑或交群众监督改造的办法进行处理。全县城乡先后建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,协助政府和公安机关防奸、防特,保卫生产建设的安全。

2.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

195012月,党中央开展了“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对官僚主义”运动(以下简称“三反”)。19512月,县委成立了运动领导小组,把运动分为两个阶段进行。25日至310日,为学习、提高认识、揭发检举、检查、坦白交待阶段。103日至1122日为组织处理组织建设阶段。全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参加“三反”运动的有378人,其中有贪污行为的38人,公私不分的11人。其中贪污东北流通券千万元以上的4人,百万元以上千万元以下的23人,贪污总款额计8 979.7万元,查出损失浪费合款3.62亿元。对贪污性质情节较轻的大多数人,给予了批评教育;对极个别情节严重、手段恶劣又拒不坦白的,给予了行政处分和刑事处理。

在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开展“三反”运动的同时,社会上开展了“反行贿、反偷税漏税、反盗窃国家资财、反偷工减料、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”运动,即“五反”运动。呼玛县多是一家一店或小手工业作坊,没有揭发出大的问题,只存在一些国营贸易公司负责烟酒的店员和个体小商店拉关系、按批发价超付白酒,从中贪污东北流通券百万元及个别小手工业者漏税、偷工减料、加工产品不合格等问题。按照党的“过去从宽,今后从严;多数从宽,少数从严;坦白从宽,抗拒从严;普通商业从宽,投机商业从严”的政策,对有问题的同志进行了批评教育,补缴了漏税。

3.整风和反右

19574月,中共中央发出整风运动的指示,对全党进行一次普遍地、深入地反官僚主义,反宗派主义,反主观主义的教育,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,改进作风,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。

为了搞好这次整风,县委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,多次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,坚持“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;言者无罪,闻者足戒;有则改之,无则加勉”的原则,动员广大干部、群众积极参与整风。县直干部和群众响应号召,怀着关心党、爱护党的革命热情,揭发批评了县委某些领导同志存在的官僚主义、宗派主义、主观主义作风问题,并对加强党的领导、改善党的领导提出了一些积极性建议。其中有些意见过于偏激,情绪不够正常,但都是有组织、有系统提出的,对于改进领导作风大为有益。

19577月,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,呼玛县开展了反右斗争。根据整风运动中干部的表现,错误地把他们划成左、中、中右、右。被划为右派的干部22名,经过批判斗争之后,送北安劳动教养2名,下放劳动锻炼20名。1959年对“确实改悔的右派分子”摘帽2名,1960年摘掉4名,1961摘掉6名。1963年摘掉4名。

197812月,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,呼玛县对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复查。全县23名(后流入1名)右派,其中1名工人和1名中等专业学生按不划右派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规定予以改正外,其余21名均属错划。根据有错必究的原则,全部改正,恢复公职,恢复党籍,恢复原来工资,并发函消除影响。同时,对家属、子女受株连需要安置的陆续给予解决。

4.社会主义教育运动

19639月,中共中央制定了《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和规定(草案)》。11月,黑龙江省委发出《关于组织县以上机关干部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》。翌年元月,《黑龙江日报》发表《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,为争取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而奋斗》的元旦献辞。根据上级党委的部署,呼玛县1965724日开始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,于196666日结束。为了搞好这次运动,黑河地委从地直机关、孙吴、爱辉、嘉荫、北安、德都、逊克、呼玛等县抽掉人员,加上省委从省公安厅、省气象局、东北林学院、省体育学院抽掉的人员共714人,组成呼玛县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。工作团下设9个分团:第一分团县直,队员126人;第二分团三卡公社,队员76人;第三分团呼玛镇公社,队员153人;第四分团金山公社,队员61人;第五分团兴华公社、兴隆公社,队员74人;第六分团十八站公社,队员46人;第七分团鸥浦公社,队员65人;第八分团开库康公社、兴安公社,队员35人;第九分团漠河公社,队员78人。11月,呼玛县又成立了林业社教领导小组。

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任务,是“进一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,重点是解决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问题,批判三类干部”,斗争不法的“四类分子”。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,即:放手发动群众,宣讲政策,解放干部的大多数;斗争不法的“四类分子”,批判走资派;思想建设,组织建设。

同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样,由于对各级领导班子采取不信任、不依靠的态度,在方式方法上大搞人人过关、“洗手洗澡”,所以伤害了干部的政治积极性。加上运动中大批“重副轻农”、“三高一低一分成”(即高工分、高补助、高分配、低积累、副业分成)的所谓资本主义,大割“小黄牛”、“自留地”等所谓资本主义尾巴,结果是批了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,割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必要的补充部分,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。

5.“文化大革命”

① 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开始 

19665月,全国有组织、有领导地批判“三家村”,呼玛县开始张贴声讨“三家村”的大字报,并针对县内一些同志的文艺作品进行批评,上纲上线。69日,中共呼玛县委“文化大革命”5人领导小组成立,下设办公室。76日,县委抽调22名干部组成工作组,进驻中学、文化、卫生、财贸、工业、农业、林业、水利等单位,在党委领导下,发动群众搞“文化大革命”。25日,县委举办了全县小学教师暑期集训班,集中时间和力量搞“小五界”(教育、文艺、戏剧、电影、出版)的“文化大革命”。93日,县委“文化大革命”领导小组及有关人员召开会议,研究和部署全县“文化大革命”问题和下步工作。96日晚,呼玛中学部分学生同农业系统的“造反派”一起,召开了火烧县委、揭开“九三”县委会议内幕大会,大会开了三天一夜,纠斗了县委主要领导和地、县工作组负责人及其他同志共20多名。

② 群众组织的形成 

196688日,毛泽东在首都接见红卫兵代表之后,呼玛县红卫兵组织相继建立,县直机关、工厂、企事业单位也成立了赤卫队组织。9月,中学成立了红色造反团、毛泽东思想战斗团、驱虎豹红色造反团;农业系统以96日火烧县委为名成立了“九六”造反团;县委、县人委机关也先后组建了“主流”等十几个造反组织。据统计全县城乡共有250多个造反组织。随着运动的深入,这些群众组织有的解体,有的被“砸垮”,有的实现了联合,最后除学生中的红卫兵组织之外都逐渐消失了。

③ 批斗“走资派”与夺权斗争 

196612月,全县城乡陆续开始批判所谓的“刘、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,同时炮打县委,轮番批斗、游斗县委领导和一些科级干部。在批斗中,造反派对领导干部采取了人格上侮辱、身体上折磨的手段,例如大弯腰,戴高帽,挂黑牌子,游街等,更有甚者,给领导干部挂上铁器实物。全县游斗了200多名科级以上干部,就连已经调在外地工作的原县委领导也被陆续揪回批斗。1967128日晚,由“九六”、中学等35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夺了县委、县人委的党、政、财大权,成立了临时接管委员会。之后,全县上下,各条战线的领导权先后被夺,党的各级组织被摧垮,党培养多年的各级领导干部靠边站了,全县上下一片混乱。

  三支两军(支农、支工、支左、军管、军训) 

19672月,中国人民解放军呼玛县人民武装部和边防中心站正式介入地方,支持“左派”。人武部政委祖清池、部长鞠敬兴分别进入县接管委员会负责。全县12个公社除十八站公社由铁道兵进驻外,均由当地边防站接管。19682月,对公、检、法机关实行军事管制。公、检、法干部到学习班集中吃住、集中学习。接受审查,一些干部被诬陷为叛徒、特务、走资派、现行反革命等遭到迫害。

⑤ 建立革命委员会 

1967415日,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,呼玛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。县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干部代表、解放军代表、造反派代表,当时称为“三结合”。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张启云,副主任祖清池、佟士昌。下设政治工作部、生产指挥部、人民保卫部。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,县以下公社和各科、局在当年内和翌年的235月份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。

⑥ 清理阶级队伍 

19683月初,呼玛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成立了清查办公室,各级革命委员会也陆续成立了清查办和清查领导小组。425日,召开了全县清理阶级队伍会议。嗣后,全县从城镇到农村,从机关到生产队,开始了抄家、抓人,捕风捉影,以莫须有的特务、叛徒、走资派等罪名,将一大批干部、群众关进“牛棚”(即临时监所,也称“小号”)。有1 117人被无辜的看管、审查,其中立案的808起。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,私设公堂遍及城乡。动用“上大挂”、“蹲木笼”等20多种酷刑,大搞逼供信,造成自缢、跳井等非正常死亡41人。不少家庭惨遭破坏,妻离子散,背井离乡,很多同志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,株连一大批亲属和子女。9月中旬,时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潘复生来到呼玛,抓了两起所谓的阶级报复案,以反革命罪判处呼玛镇公社呼玛镇大队党支部书记谭景和有期徒刑5年,三卡公社老卡生产队党支部书记陈继信有期徒刑5年。同时,以“漏网走资派”的罪名,打倒了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张启云。从此,全县上下层层抓“漏网走资派”,干部刚刚站出来工作又一次被打倒,一批干部被送到“五·七”干校和“学习班”劳动改造、接受审查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在批林批孔、批儒评法,反“右倾回潮”,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等重大事件上,呼玛县按照上级部署,消极应付性的进行了一些表面活动。19778月,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,以粉碎“四人帮”为标志的历经11年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宣告结束。

(五)“六四”政治风波

19895月末、6月初的春夏之交,天安门广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政治风波。在这场政治风波中,呼玛县人民立场坚定、旗帜鲜明,始终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,认真贯彻《中共中央告全党全国人民书》和解放军报《坚决拥护党中央决策,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》的社论精神,保持了全县局势的稳定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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